汉语言文学毕业论文：关于格律诗的回顾与前瞻

一、新诗的诞生是天经地义的，但没有必要把新诗和旧体诗对立起来，为了提倡新诗就贬低排斥格律诗

自由体诗歌是适应历史的需要破土而出的。新诗的出世天经地义。但是，伴随着新诗的诞生，却出现了对格律诗的简单否定，这个事实也是必须正视的。这不是新诗本身的过错，而是诗论者的过错。1919年10月，在编好《尝试集》之后，胡适写就一篇大文章：《谈新诗——八年来一件大事》。胡适特别批评了唐以来的近体诗。他说：“五七言八句的律诗决不能容丰富的材料，二十八个字的绝句决不能写精密的观察，长短一定的七言、五言决不能委婉表达出高深的理想与复杂的感情。”他用“决不能”这样斩钉截铁的词汇，认定绝句和律诗在今天已无用武之地，彻底宣判了它们的过时。胡适的这篇文章代表了当时相当一批人的观点。朱自清称这篇文章是诗歌革命的“金科玉律”。可以说，它是诗歌革命的一篇带有纲领意义的文章。胡适在推进新文化运动和白话文上是有功劳的，在呼唤与创造新诗上也是有功劳的，但他对格律诗的粗暴否定，后果也是十分严重的。影响所及，以至往后几十年的时间里，许多人对格律诗怀有成见，把它当作诗歌的另类，不相信它能表现当代人的复杂感情，不承认表现新时代的格律诗也是新文学的组成部分。

在我国几千年的诗歌史上，有过多次重大的诗体嬗变，每一次都不是以新诗体排斥旧诗体。近体诗的出现，并不意味着古风被废止；长短句的出现，并不意味着律绝被废止。各种诗体争奇斗妍，这大概是我国古代诗歌长盛不衰的原因之一。为什么新诗出现之后，形成了冷落、贬低格律诗的不正常局面?形式具有很强的继承性，旧形式经过革新，是能够表现新内容的。为什么我们长期未能对诗歌领域的旧形式采取公正的态度，以积极的姿态利用它?毛泽东在《新民主主义文论》中肯定了“五四”新文化运动的巨大历史功绩，同时也指出它的缺陷。毛泽东认为五四运动的许多领导人没有历史唯物主义的批判精神，使用的是“形式主义的方法”，“所谓坏就是绝对的坏，一切皆坏；所谓好就是绝对的好，一切皆好。”他们批判封建主义，批判孔孟之道，这是对头的。但是批过了头，就把传统文化中许多优秀的东西也否定掉了。形式主义的影响，是排斥格律诗的一个重要原因。把新文学运动和白话文运动等同起来，把诗歌革命和用白话写诗等同起来，这是导致否定格律诗的又一重要原因。

“五四”前后，受到否定的不仅是格律诗，其他各种民族传统文艺几乎无一例外地受到抨击。譬如戏曲，受抨击之猛烈决不下于诗词。但戏曲毕竟在底层老百姓中有深厚的根基。新中国成立之后，各种民族传统文艺形式普遍受到重视，戏剧领域是戏曲与话剧并存，绘画领域是国画与油画并重，音乐领域是交响乐队与民族乐队、美声唱法与民族唱法都得到发展。唯独诗歌领域，格律诗并没有取得与新诗平等的地位。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状况?原因是多方面的。总之，格律诗的社会地位问题，现在是到了应予彻底解决的时候了。

二、格律诗复苏的三个阶段以及目前的发展状况

诗歌革命之后，新诗取代了格律诗，成为中国诗坛的领衔主演者。但格律诗并没有停止发展。在现实生活中，实际上是三条线：新诗、格律诗、民歌都在发展。就格律诗来说，不但文化界有许多人继续以它为表达心声的载体，政界、军界、社会各界都有许多人爱好旧体诗。新文学界人士努力从事新文体的创作，但其中也不乏格律诗的著作家。鲁迅、郭沫若、郁达夫、茅盾、田汉、老舍等都是格律诗的高手，创作出许多精妙的诗章。近半个世纪以来，格律诗在逐步复苏，大约经历了三个阶段：

一、从《诗刊》创刊，毛泽东诗词十八首的发表到“文革”前夕；

二、从天安门诗歌运动到1987年中华诗词学会成立；

三、从中华诗词学会成立到如今。

虽然“五四”之后格律诗的创作实践一直没有停止，它却长期受歧视、受误解，人们不敢把它视为新文学的载体之一。这种局面一直到毛泽东诗词发表之后才开始有所动摇。1957年，《诗刊》创刊，发表了毛泽东诗词十八首，这是我国诗歌史上的一件大事。对于此举，作者本人并不热心。他在致臧克家的信中说：“这些东西，我历来不愿意正式发表，因为是旧体，怕谬种流传，贻误青年；再则诗味不多，没有什么特色。”这是他的真心话。他还说：“诗当然应以新诗为主体，旧诗可以写一些，但是不宜在青年中提倡，因为这种体裁束缚思想，又不易学。”这不是毛泽东提出的新见解，反映了当时的普遍看法。毛泽东非常热爱诗词。作为党和国家的领导人，他严格地把个人爱好同党和国家的文艺政策区分开来，生怕因为自己的爱好影响到党和国家的文艺方针，影响到文艺的格局。“诗当然应以新诗为主体”，这是“五四”以后已经形成的诗歌格局。后来毛泽东又提出这样的意见：“旧体诗词源远流长，不仅像我这样的老年人喜欢，而且中年人也喜欢。我冒叫一声，旧体诗词要发展，要改革，一万年也打不倒。因为这种东西，最能反映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特性和风尚。”这体现了毛泽东诗词观的新发展

《诗刊》推出毛泽东诗词，影响之大、之深远，是作者远远没有料到的，也是《诗刊》编辑们远远没有料到的。此后，迅速兴起一股毛泽东诗词热。继《诗刊》发表毛泽东诗词，《诗刊》、《人民日报》又陆续刊登了陈毅、赵朴初等人的诗词，同样产生了很大影响。尽管在这一阶段，新诗一花独秀的局面并没有被打破，“五四”以来笼罩在格律诗周围的迷雾并没有被廓清，但从毛泽东诗词的巨大魅力中人们不能不思考：旧体诗词真正已经失去表现力了吗?它能不能表现当前的新时代?毛泽东诗词不但生动地表现了当代革命者的思想感情，而且表现得如此之感人，如此之深刻，这实际上是用创作实践对格律诗过时论的最有力的反驳。

1976年春天，人民群众在天安门广场纪念周恩来总理，声讨“四人帮”。这是一场政治运动，它的武器是鲜花和诗歌。天安门诗歌中有新诗，绝大多数是旧体诗。“诗乃心声”，他们选择了诗歌，选择了格律体，作为表达心声的载体。天安门诗歌用千万人的行动说明了，旧体诗并没有过时，相反，人民认为它是表达自己心声的适宜形式。1976年秋天，“四人帮”垮台了，媒体陆续发表了陶铸、胡风、聂绀弩等人的旧体诗，给人带来很大的感情冲击。此后，格律诗的复苏，就成为一股不可扼制的浪潮。新时期伊始，各地纷纷成立诗社。《诗刊》复刊后，臧克家等的倡议下，每期开辟两页的版面刊登旧体诗。到1987年中华诗词学会成立，全国已经有了近百个诗社，格律诗的刊物也有了好几家。